黄杏儿父亲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恐惧的神色。
本来我觉得小凌说这话正是时候的，但是现在看着黄杏儿父亲的脸色我不禁有些不忍。老百姓怕官，这是一种常情。这种常情就像遗传一样，一代一代地在往下传。在乡村，这种情况尤其明显。
“我……”黄杏儿的父亲欲言又止。
我忽然想起了这屋里少了一个人，问道：“黄杏儿的哥哥呢？”
“这个……县长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黄杏儿。”他终于说话了，“我把你那钱给我家老大到镇上开食店去了。”
我勃然大怒：“黄杏儿是不是你的女儿？是治疗她的病重要还是你儿子开食店重要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看你儿子这个食店开得也不怎么样吧？不然你这家这么还是这样破旧？”
他低着头不敢接我的话，我不再说他了，因为我看见黄杏儿正惊恐地在看着我。
我心里不住叹息。
“把你们村长叫来吧。”我想了想说。
“县长，您别找我们村长。”他慌乱地说，“我想办法还你的钱就是。”
我顿时笑了：“我不是让村长来要你还我的钱，我是想把黄杏儿带走，我要带她到省城去治病。他来了也好作一个见证。”
“县长，您把你工作证给我看看就可以了。您带她去看病，那再好也不过了。”他高兴地说。
我心里很是气愤：给你钱让她看病，结果你却把钱给你儿子去开店。现在我带她走你倒高兴了，她究竟是不是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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