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费了不少心神去琢磨、领会。其从本朝几桩波及甚广的‘冤案’谈起，而他也发现宋朝的冤案其实特别多，仁宗时有范仲淹的越职言事案；神宗时有苏东坡的乌台诗案；哲宗与徽宗时有司马光等百二十多人的元祐党人案；高宗时有岳飞的莫须有罪案；宁宗时有赵汝愚、朱熹等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案；理宗时还有拖延五十年未得平反的济王赵竑案。
这些冤案，牵连甚广，在中国历史上都赫赫有名，而这些冤案的形成，其中都少不了皇帝的身影，也颠覆了赵昺一些从前的看法。他前世就听闻宋朝如何如何善待士人或士大夫集团，而皇帝一旦露出滥权、专断的苗头，立即会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”。
但范仲淹的越职言事，上了百官图，本身只是弹劾的宰相吕夷简，却因此获罪被贬出京城。余靖、尹洙、欧阳修为之鸣不平，也照样因为“越职言事”而落职。不仅如此，这些知识精英也都一起被当朝君主与宰辅当作朋党，这才有欧阳修的《朋党论》。
构成岳飞的“莫须有”冤案的，固然有权臣弄权的因素，却也不能排斥高宗赵构对自己皇位稳固与否的考量，假如岳少保真的收复汴京，迎回徽钦二帝，赵构何以自处？而直至现代仍有人称宋朝有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‘立法民主’机制，就是说在具体一起诉讼案的审判过程中，宋朝已经建立了独立审判的制度，外力（包括皇帝的意志）可以监督，可以弹劾，但不能干预审判。
但是岳飞的冤案正是在这种独一无二的立法民主机制
第７９５章 皇帝惨吗(7/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