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恐怕连你这样搞经济的人都不可能立马调头”。
李同河坦然道:“还真被你说对了,现在我一看西方经济学的书,就头大,总拿着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给它挑毛病”。
李同河教的是“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”这门课,也就是后来的“西方经济学”。按照学校要求,他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,都要对其进行一番批判,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,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。
这种教学方法极为死板,把人家的西方经济学弄得支离破碎,无形中增加了学习难度。
林维桢不是自夸,换成他上台,讲得比李同河好得多,在不耽误批判的同时,还能增强知识的连贯性和趣味性。
但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,林维桢笑道:“你一个个体都转不过弯来,更何况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。所以说,上面最想看到什么?现在有且只有一个,那就是为经济改革找理论和法律依据,而且还是用大家所熟悉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依据,这事儿我不行,但你肯定能行”。
“嘶……”,李同河倒吸了口冷气,脑袋被他的一番话砸的有点晕,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,眯着眼睛琢磨起来。
林维桢也不管他,自斟自饮。
“有点难”,李同河突然叹了口气道。
这不废话么?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弄出来,还要那么多御用笔杆子干嘛?
虽然林维桢肚里有现成的东西,但他可不会说出来,只能靠李同河自己去琢磨,不过
第九十一章 市侩(4/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