湟州银行和参加币制改革的这些人就像初次上战场的新兵，做为她们的将军自己必须要想得更多更周到，尽量打赢第一次，以后她们的信心就会更足，更容易临危不乱。
“还有第三点，相比前面两点这一点最重要，它就是官府的信用问题。新币的推广靠的就是信用，我们当官的信用，不是用权强迫。既然已经有了金融法，那我就好奉劝各位，千万别为了讨好本官而去强迫别人兑换新币。”
“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，但你们的手下很难说。所以本官要不讲理一次，谁的手下犯了这一条且不加妥善处理，你们将会与他同罪。破坏币制改革可是仅次于谋逆的重罪，各位要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脖子够不够硬。就算本官以底限判决，也得去矿山里挖上两年石头，还有没有命熬到刑期是个大大的问号。各位一定要好自为之，不要陷本官于不仁不义。”
多好的政策也得靠人去执行，王安石搞的青苗法理论上不管对国家还是对百姓都有利，可实际执行起来的效果却不尽人意，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就是人！
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、社会阶级不同，都会产生利益差异。当官的有可能想办好这件事儿，属下也不是出于破坏的目的，但被利益一左右，原本的目的有可能就变味儿了，结果也容易跑偏。
古人可能没完全意识到这一点，或者说还没总结出来这套理论，他们的每次犯错正是后人的依据。洪涛既然比古人多看了一千年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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