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着更加有力的依据。
根据历史的记载，满清的时候，虽然实行着闭关锁国之策，但也存在着对外的通商口岸，而其负责的机构，就是广东十三行，每年上缴内务府的税银，几乎支撑了满清皇室的全部支出。
满清之时，最为挣钱的两处，一个是两淮的盐政，另一个就是广州十三行，而后者所带来的财富，远超过盐税。
广州十三行，孕育出了好几个富商巨贾，比如当时最为有名的伍秉鉴，个人的家产就在两千六百万两白银左右，将近是满清朝听一年的税收，被西方称之为“天下第一首富”。
还有就是，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区，又一次发生了一场大火，单单是其中的一处仓库，被大火淹没之后，流了一地的银水，将近一里地，据当时的人估计，价值至少在四千万两白银。
诸如此类，足可见一斑，广州十三行有多么的富庶，可以带来多高的税收，有着惊人的制造财富能力。
想到这些，崇祯的心里愈发的兴奋起来，更加地自信，更加的踌躇满志，开放东南的海禁，福建等地将会是大明的经济龙头，将会是大明的经济引擎，为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大量的财政税收，从而可以应对小冰河时期的各种天灾大爆发。
渐渐地，巨大的财政税收，成为了一种契机，成为了崇祯与众人的一种潜在共识点，共同默认的存在。